唐装的前世今生

春节将，有华人的地方“年味儿”也开始渐渐浓郁起来，春联、福字、爆竹、灯笼，象征吉祥喜庆的中国红是千百年来不变的流行色。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种在传统服饰基础上融入西式立体裁剪设计的上衣——唐装也登上了节庆的舞台，并逐渐成为各种中国风、复古风、民族风场景下人们对服饰的不二选择。那么，唐装因何得名？在设计风格上有哪些典型特征？唐装身上所承载的浓郁中国风又从何而来呢？

来自他称的唐装

是的，唐装名称的由来与历史上被人交口称赞的唐朝有一定的关系。清代闻名的词人纳兰性德曾经在自己的笔记《渌水亭杂识》中记载：“日本，唐时始有人往彼，而居留者谓之‘大唐街’，今且长十里矣。”“唐”成为海外诸国对中国的代称，用唐装指代“中式服装”的习惯也与海外华人有关，“主要是指被海外认知的‘中式服装’或泛指中国人的装束”。如果从民族构建的边缘理论角度去看，中式服装这种“墙里开花墙外香”的现象，应该与海外华人借助服饰这一符号体系对外划定族群边界、对内强化族群认同的思想动向有关。

唐装与清代马褂

国内靠前股强劲的“唐装风”起自于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，三个月后的春节，以大红、宝蓝为主色调的唐装风潮席卷了华夏。服装界曾对唐装的款式结构有过如下归纳：“唐装其实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，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：一是立领，上衣前中心开口，立式领型；二是连袖，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，以平面裁剪为主；三是对襟，也可以是斜襟；四是直角扣，即盘扣，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。”

当我们试图还原现代唐装设计者的初衷，或重新审视原创者对它的定位时，应该不难发现民族服装背后深刻的国际化形象塑造需求，大概也正因如此，脱胎于清代满族服饰的唐装在国内激起了另一股民族服饰的讨论、争议和构建思潮。诚如周星教授所言，“‘唐装’或‘新唐装’的讨论，对于直接从清末的服装文化遗产汲取资源持肯定的态度，有关论说对于服装文化的满汉融合也持宽容和欣赏的态度，而有关‘汉服’的一些讨论，则是将其原型追溯到秦汉甚先秦时代，有关的论说很是在意文化和族群的‘古老性’（某种程度的‘复古’倾向）与（汉文化的）‘纯粹性’。”

那么，现代的唐装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呢？

行服与马褂

清代满族服饰按照穿用的场合的不同，主要可以分为礼服、行服和常服等几类。其中，行服是具有骑射元素的服饰，它直接来源于满族在关外的游猎生活。一套完整的行服包括行服冠、行服袍、行服褂和行裳等等，主要是出于骑射方便的考量而设。具体穿戴的方式为内穿行服袍、腰间系行服带、外罩行服褂、下系行服裳。对于帝和各级官员而言，行服主要穿用于外出巡视、谒陵祭祖、行围打猎、征讨战备等场合。另清代紫光阁元勋画像中，很多武将都是以“行服+行服冠”的形象出现，似乎可以将行服理解为军中日常的“制服”，文职官员在随驾外出、异地出差时也可以将行服与官帽配搭作为官服穿用。

紫光阁功臣像两幅

就行服袍而言，其基本式样为圆领、右衽、大襟，窄袖、马蹄袖口，四开裾，长度一般到膝盖上下，较普通袍服短1/10，前面右侧衣裾的外层较其他衣裾短一尺，用三颗纽襻和下层开裾相连，为此行服袍也叫“缺襟袍”。于这种设计是如何便于骑射的，目下流行的说法是在骑马时解开纽襻以使得活动方便，还有一说是缺襟袍的补襟在骑马时卸下，以免衣襟随风乱舞影响行动，不骑马时再连缀为一个整体。可惜在清代流传下来的描绘狩猎或征战情景的绘画中，似乎并没有十分刻意的描摹这一细节，因此也只能暂时存疑不论。

而所谓的行服褂，就是现代唐装的雏形——马褂（olbo）。根据《御制清文鉴》的解释，马褂是“bigan de eture foholon kurume”，即“于野外穿的短褂”。马褂在清代初是作为军服使用的，“国初，惟营兵衣之，康熙末，富家子为此服者，众以为奇。甚有为俚句嘲之者。雍正时，服者渐众，后则无人不服，游行街市，应接宾客，不烦更衣矣”。作为军服出现的马褂基本式样为圆领、对襟、平袖，袖长及肘、衣长到脐，门襟上有五颗纽襻，材质则有单、夹、皮、棉等等，不一而论。据清人笔记记载，乾隆年间，因傅恒在金川得胜还朝，军士穿着的马褂被命名为“得胜褂”，“无论男女燕服，皆著之矣”。

随着马褂在民间的普及，又逐渐演变出现琵琶襟、大襟等样式，袖子和衣身的长度也发生了变化。平民穿用的马褂袖口收窄，衣服长度也延长到腰间，世人多称之为“卧龙袋”或“额伦代”、“鹅翎代”等。但总体而言，对襟马褂的半礼服性质始终未变，清末时，内穿长袍或长衫、外套黑色暗花纹对襟马褂俨然已经是社会主流的“正装”装束。民国元年（1911），北洋政府在颁布的《服制案》中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常礼服之一，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，国民政府公布的《服制条例》再次将蓝长袍、黑马褂列为“国民礼服”。这恐怕也是近时人们将唐装作以新时代“国服”的高度加以推广的直接渊源。